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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球吧游戏:
曾经，炎炎夏日，大人每天傍晚都去楼下小卖部门口坐一会儿，有时候买包盐，有时候啥也不买，就是跟老板，还有邻居聊两句。当我们长大，这个场景已经消失了。好吧，不说那么远。
就说楼下的小卖部，你多久没进去过了？上次去，或许还是取快递。等快递柜装好，连这个理由都没了。常走的那条街，街角店面的招牌又换了好几轮，究竟换了些什么店，你还叫得出名字吗？
如今，大多数商店从必选项变成了可选项。买衣服可以上网，吃饭可以外卖，它不再是那个非去不可的地方了。人头攒动的网红店另当别论。在日常生活中，“商店”这个词几乎只剩这样一个语境：它是网店的对照物，我们在这里计算性价比，或者安放一些怀旧情绪。
要说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除了家（居所）和工作场所，大概就是商店了。可是世间万物，离我们日常生活距离越近，我们就越难看得明、说得清。论原因，熟视无睹是其一；今天各种商店的类型，以及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式样，实在是多得难以一一了解和罗列，算是其二吧。所以，在这篇小文中，我想借助一些学术文本的视角，就只聊聊生活中和研究中感受到的一些“商店”现象。
最近这几年，城市里、社区周边，各种店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看着门面不停地变，店主不停地换，虽然也会隐隐不安，但也不太担心生活会受到多少影响。毕竟大家多已习惯了网上采购、快递员送货上门。实体店的多与少，对于生活者似乎只是方便与否的事。甚至那些曾被视为城市重要象征、几代人集体记忆的商业大厦，它们的消失也不可能会引起多大的波澜。
商店频繁的开与关，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些什么？一些经济学者说，店铺的“开关率”，说明了街镇社区商业的“活跃度”；也有的学者，以大数据监测各地城市购物中心的“场均调整品牌数”等变化，研究商场中不同业态（一般被分为零售、餐饮、儿童亲子、文体娱、生活服务等五大类）的年度“开关店比”。各种数据看上去专业而细致，但与我们生活者的观感、体验不免有种种隔膜。
任何事物的存在或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清晰的定义往往不在当下——人们的认知常常要历史的维度，需要对生活体验的回味。对当下身边正在发生的诸多事，我们很可能是有意无意地无视和无感的——我们会在手机上关注着哪个国家的火箭去了哪个星球，却懒得打量一下附近街上最近哪家商店又关闭了。
当然有些商业新空间、新业态的出现会是例外。譬如一些大企业的硬折扣社区连锁超市的规模化扩张——继比宜德（2017年上海首店开张，巅峰期在上海、江苏等地曾开设超200家门店，2023年12月全面停止运营）、奥乐齐（2019年上海店家开张，据估计目前在中国内地线家）之后，如今国内美团、盒马、京东等商业集团也纷纷开出线下折扣超市，通过精简SKU、源头直采、高比例自有品牌等方式，在“好品质、够低价”或“够放心、真实惠”等口号下，正在进入社区、进入人们的视野。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旅商业新地标”。以历史老聚落/老建筑、老工业园区及古典园林等为现实背景或空间记忆，全国各地的“古镇热”“文化历史街区热”虽然已现颓势，但近年来各地政府协同规划机构、房地产业，又致力于打造各种新型的高端文商旅融合空间，诸如“开放式街区社交型”商业区、“景观化沉浸式”商业区等等，一代代“可游、可赏、可购”的景观化商业打卡点，看上去让城市增添了不少生气。当然这样的商业模式到底会给城市社会/社区，以及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商业空间在所在城市的有机性、生命力究竟如何，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说明。
除了经济学、规划/建筑学等相关学科之外，商业建筑、商品营销模式等等，历来也是中外不少人文社会学者观察、研究的题目。
广为人知的如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研究（未完成的经典著作《拱廊计划》，其核心内容后以《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为名出版），这几十年来对国内研究都市文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等的几代学者，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曾对美式快餐店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分析。如阎云翔对麦当劳餐厅里的社会空间的解析（《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第十章），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当然还有历史学——市场化的商店，并不是人类社会历来就有的制度及场所。如唐代（及以前）的“坊市制”和宋代慢慢的出现的“街市制”，通常是我们在课堂上会列举的案例。北宋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不仅是美术史家们的研究对象，也是让不少中国城市史、社会史学者充满兴趣的研究资料。我们大家都知道，唐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主要由“坊市制”和“夜禁制”构成，城内居民住的地方（坊）和买卖商品的地方（市，一般为一城一市，长安作为都城特设东西二市）在空间上是被分离的，坊与坊之间、坊与市之间，有围墙相隔，且居民晚上不能随意出入。
至宋代，城市管理开始形成“厢坊制”和“街市制”——行政上设“厢”以管理各坊的户籍、治安及防火等，在商业上则允许居民和商家沿街开设店铺。从此，城市中居民区与商业区开始混杂存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正真看到的城市中的街面/商店，是从宋代慢慢的出现的。《清明上河图》之所以为许多史家所重视，除了它自身的艺术史价值，主要是因为人们从这幅画中，看到且印证了历史文字资料中所记载的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那个截面——从汴京城生动、详细的纪实图景中，研究者不仅看到了一个商贸城市的交通运输、街道河流的肌理，还看到了百货店铺、饮酒与酿酒、餐饮与茶馆，以及医疗业等等的新业态，甚至还能清楚地看到一些店家的装饰，以及各色人等在街市和商店中的神态模样。
商店历史的变化，不只与城市或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当社会出现重大变动，国家也可能直接干预商业系统的改造和重组。我们曾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城市中主要有国营、集体商店或单位内生活服务机构为居民供给日用生活资源（对外国人或侨胞、境外华人另有外汇商店等），乡镇则主要有供销社和集体合作商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规模、各种业态的城镇私营商店，其实恢复了才几十年。近些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生活回忆，以及地方史志专业资料。
笔者最近还看到一项相关的历史研究——俄罗斯学者奥索金娜的《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这本专门研究苏联时代“外宾商店”的著作，让我们不难发现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曾改变外宾商店的经营方式，允许苏联公民用外汇或沙皇金币、珠宝金器等硬通货购买面粉、糖、黑麦面包等生活紧缺物资。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政府对苏联国内市民开放外宾商店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在外汇和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急需贷款购买进口设备和原料，用于建设中的大型工业公司，推进国家快速工业化。而通过向苏联公民开放外宾商店的方式（全盛时期仅莫斯科就有外宾商店38家；全国曾开设外宾商店1500家，覆盖了全国200多座城市），苏联政府得以从民众汲取了大量的贵金属和外汇，转而偿付工业化的外债。单是1933年，外宾商店收购的物资，其价值就等于当年苏联工业进口额的三分之一。
随着社会科学的专业细分化，在相关的理论范式中，不同的社会设置会被划分到不同的概念范畴及其社会系统中，诸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国家－社会”等等，通常是学术研究基本的分析工具。然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当我们以街市商铺，尤其是各类社区商店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时，我们常常会为它们的属性归类纠结——它们到底是属于经济体系、商业系统，还是隶属于市民社会/社区范畴，又或者它们其实是隶属于市政/民政系统的？
商品贸易空间以及其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历来是城市社会学/人类学和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这些年的田野调研中，我们曾一再涉及各类商店、菜场、摊贩等的城市问题，有店面房屋属性的变化问题，商业街邻里纠纷问题，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问题，马路市场、沿街摊贩的市容管理问题，还有动迁房屋/违规建筑中的小商店问题……虽然具体问题各有不同，但对照中外历史上的相关研究，在笔者看来，一直存在几个核心的议题。
一个问题是城市政府和市政管理者对“功能分区”的某种偏好—我想用“类坊市制”来形容这种倾向。
虽然“街市制”早已成为当今城镇商业空间的主要形态，但在现代的城市管理制度和城镇规划理论中，对空间和建筑的功能区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和人们的生活秩序。
在今天各地的新建城镇中，原先古典城镇及近代都市中极为普遍的商居混合的建筑、街道（如前店后居，上居下店等的街市等）已经越来越少见。新开发的或被更新的建筑区域，按不同的功能，通常被区分为住宅、办公楼、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不一样（如今按一些城市的政策，城市生活性街道的住宅地块内可新增对外开放的文化、娱乐、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但政府对新增计容建筑面积的总规模有百分比的规定，并需补缴相应的土地价款）。在这样的规划安排下，居民获得日用商品、生活服务设施的便利度，受到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制的种种限制，不同居住区类型中、不同职业/不同消费阶层的生活者，其实际的生活资源，并不能由市场的自由调节来得到满足。特别像在那些具有强规划特色的安置动迁居民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大居”），以及一些新城中，商业设施的缺乏和不便，成为居民建立生活秩序过程中的明显问题。（参见《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第五章、第六章等）
某“大居”社区生活资源配置图（周燕玲、杨彩宁、曹靖东制，来自《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第42页）。
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一些城市老社区和郊区老市镇中，不少历史上存在的或曾经被开放的市场空间，近年来也由于市容管理或社区/住宅类型等因素，被压缩、被限制（参见《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第七章、第九章等）。在上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开放、城市面临大量回城知青/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时，国务院、国家劳动总局和各地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基层政府为居民提供个体经济所需的铺面、网点、场所、摊位，鼓励居民利用或租借沿街沿路房屋和单位场地等，破墙开店、经营商业。由此在社区中普遍形成了业态不同的各种街市商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4年以来，城市政府开始对这样的街市房屋实行功能归位，要求重新恢复原来的住宅或单位非商用建筑属性。这些商店今天有的已经关闭，有的仍以各种变通的方式经营着，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了一种不无独特的街市景观。
老公房住宅区历史遗留街市空间：栏栅内商店（2026年4月）、窗口店（2026年5月）。陈映芳 摄
与商店相关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在于，嵌入社区生活的商店如何形成可行的市场。资本的扩张、建筑的类型区分等无疑会挤压社区零售业/服务业的生存空间，而对小商品摊贩、马路菜场、农副产品集市以及其他各种非正规空间的管理，作为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和食品安全等政策法规的复杂的城市公共事务，历来是各国城市管理者的一个特殊课题。相对而言，在市场开放、土地开发和高速城镇化的这几十年中，中国各地的基层管理机构，基于实用策略或民生考虑，对各种非正规的商业空间大多实施的是弹性的动态收放式管理。这样的管控方式一方面曾让城乡接合部、郊区各类商业空间不足地区以及各类低收入群体得到了相应的生活资源，但政策的多变性、执法的不规范性等，不仅给居民生活秩序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也给社会造成了诸多的矛盾冲突。
社区中的各种贸易空间、生活服务设施的存在与管理，不只是城市的景观，也不只是政府和资本的事，它们事关不同社区类型、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包括业主、经营者、生活者等社会主体在内的城市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相应的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是当下所有生活者和城镇管理者、规划者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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